科技正逐步推動下一階段的健保改革，而在這個過程中，蕭慶倫教授的重要性不可忽視。蕭教授是台灣第一代健保制度的主要設計者，同時也是國際知名的醫療經濟學者，長年在哈佛教授醫療經濟學，並為全球超過四十個國家設計健康保險制度。他所倡議的 single-payer system（單一給付者）與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（全民健康覆蓋）在各國不同制度的實驗中一再被證實，是能讓全民獲得高可近性與高可負擔醫療服務的最有效模式。蕭教授在哈佛的正式職位是「李國鼎講座教授」，充分顯示他學術生涯與台灣之間的深刻連結。然而，過去國內大眾鮮少真正了解他對台灣健保的重要貢獻，這實在有些可惜。
我先前提到，健保要迎接下一個三十年的成功，其中最關鍵的第一步，就是將現行的「論量計酬」轉型為真正「價值導向」的給付方式，或更精準地說，走向「論值計酬」。要做到這點，必須先理解什麼是醫療「價值」。醫療經濟學界提出了一個非常務實的操作型定義：「價值 = 醫療品質 / 成本」。意思就是，在維持甚至提升品質的前提下，能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照護，就代表更高的醫療價值，也更應該得到較高的給付。因此，一個公平、透明、可比較的醫療品質指標，是整個制度的關鍵核心。
從病人的角度來看，所謂醫療品質，就是更長的平均餘命、更短的住院天數、更少功能缺損，以及更高的生活滿意度。而在醫療體系的操作層次，品質必須被客觀量化，常用的方式包括三十天再住院率、院內感染率、跌倒率、各種疾病的死亡率或併發症發生率等，這些都被稱為「醫療品質指標」。在一個健康的制度下，指標較佳的醫院理應獲得更高報酬；而如果醫院在維持指標良好的前提下又能降低成本，節省下來的費用應與健保共同分享，這正是價值導向給付的精神。
然而，問題在於目前台灣的品質指標多由醫院自行通報，再透過評鑑或申報制度彙整與認定。這樣的制度設計，就像把考卷開放讓學生帶回家寫一樣，沒有人會主動寫出不及格的分數。長期下來，品質指標容易被「修飾」成差不多的樣子，最後又退回到比量不比質的狀態。
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，品質指標必須從電子病歷中直接、自動萃取，按照嚴謹定義計算分子分母，依固定時間通報，再根據各院收治病人的風險進行校正，才能進行公平的比較。但目前台灣 EMR 系統格式差異極大，各院計算方式也不一致，使得真正透明、直接、可驗證的品質計算流程遲遲難以建立。我們正在推動的電子病歷改革，就是要連根解決這些問題。
首先，我們透過「台灣核心資料群」（TW Core）將各家 EMR 的資料欄位、格式、定義統一，並提供資料轉換工具，讓全國四十多套 EMR 系統能夠「書同文、車同軌」。其次，我們引入 CQL（Clinical Quality Language），這是一種能與醫學知識緊密結合的標準化程式語言。透過 CQL，不需要電腦背景的統計師、工程師或醫療品質管理師，都能依照可重複驗證的邏輯撰寫品質指標計算程序；政府也能撰寫一次，提供全國醫院通用。因為 CQL 能直接對接 TW Core，無論醫院使用哪一套 EMR 系統，品質指標都能一致計算。只有建立起這種透明、公平、即時的品質通報架構，下一步才能真正討論如何依照品質差異給付，創造提升醫療品質與減少醫療浪費的誘因。
國際經驗顯示，我們確實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間。例如美國推動的 Cost Sharing Model，就是在維持品質的前提下，鼓勵降低不必要的醫療成本。參與的 ACO（負責任照護組織）設定慢性病的品質指標，如果能用更少的醫療費用達成健康照護目標，省下的支出即可與保險單位分潤。在「病人更健康、醫療工作量減輕、保險成本下降」三贏的條件下，這個制度已為美國節省了數十億美元，並持續拓展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清楚證明了：減少門診次數、減少住院、縮短住院日，都不會必然導致醫療品質下降。
國際比較也印證台灣在醫療使用上確實過度頻繁。瑞典國民一年平均看門診四到五次，但台灣平均十六次；瑞典每千人住院次數約八千至九千，台灣卻超過一萬三千；瑞典平均住院日六天，日本九至十天，而台灣是十天。然而無論平均餘命或生活品質，瑞典與日本都優於台灣。這些數據都清楚指出，我們有巨大的空間能夠「在不犧牲品質的前提下，減少不必要的醫療利用」。
正因為如此，建立公平且一致的品質指標，加上完整的資訊基礎建設，是台灣醫療必須跨出的關鍵一步。在這兩天的演講中，蕭教授以及國內外重要學者們都強烈肯定這項方向，認為台灣若能透過資料標準化與品質指標自動化，就能真正跨出台灣健保下一個世代「價值導向給付」的第一步。這也解答了許多人心中的疑惑：為什麼推動 EMR 互通、資料格式統一、引入 CQL 這些看似技術性的工程，其實與健保改革息息相關，甚至可能是最核心的基礎建設。如果不是蕭教授點出這些關鍵，多數人恐怕無法意識到其中的重大意義。
透過這些基礎工程，台灣才有機會真正改善醫療品質、減少不必要的醫療使用，並建立一套以價值為核心的新世代健保制度。
